讓每個孩子都擁有重生的機會。專訪桃園地院主任調查保護官 王以凡

讓每個孩子都擁有重生的機會。專訪桃園地院主任調查保護官 王以凡

文/ 趙浩宏
攝影/ 趙浩宏

「每一個孩子都是我們的寶貝…他不會因為進去矯正學校,這個人就失去了希望。」在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上,有著俐落短髮的王以凡委員為了爭取少年犯罪預防機制的建構,以過往調查保護官的經驗不斷提出建議,希望讓更多孩子得到司法系統的協助。

王以凡是一名主任調查保護官(簡稱調保官),每天的工作都環繞著觸法少年。在少年事件處理法修訂後,將過去歸屬於少年觀護人的工作重新分割成少年調查官與少年保護官兩種業務。目前從事這份工作的人數極少。以桃園為例,全區有六個少年調查官、十二個少年保護官,要守護整個桃園區的觸法少年。

從觀護人到調查保護官

民國 84 年,從兒童福利系畢業的王以凡剛考上觀護人,當年全台只有五個人考上,王以凡選擇澎湖當作自己的第一個服務地點,當時台灣的社會福利制度還沒有那麼好,在離島經歷過許多挑戰與歷練後,一年後被調派到苗栗,並做了十年的觀護人工作累積經驗。

「台灣看起來很小,但事實上各地的文化與資源差很多。所以換一個地方就要找不同的方法,幫助不同狀況的孩子。」

後來,王以凡被調到司法院擔任少年及家事廳調辦事觀護人,這段時間她也參與了新制度的改革,見證觀護人工作被更細緻的分工。

當時整個社會與司法系統已經發現,婦幼案件與一般案件有很大的不同和處理需求,於是在民國 99 年制定並公布了「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成立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訓練一群人專業、專責處理少年及家事事件。

王以凡也在新制開始後接受委派,到基隆地方法院擔任調查保護室主任調查保護官,成為新制度的先行者之一,而後調至桃園地方法院,服務至今。

孩子走回正途,讓生命重拾希望

王以凡目前除了是少年調查官,也是少年保護官。少年調查官的工作是協助少年法院的法官蒐集少年的背景資料,在開庭前與個案及其家長會談,寫出報告給法官參考;而少年保護官則是執行法官審判裁定後的保護處分,除了感化教育與安置輔導由其他機構主責執行外,其他社區處遇,包括假日生活輔導、保護管束、勞動服務等都是由保護官負責執行。在過去,這兩個職位的工作都屬於「觀護人」的職責,直到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後才逐漸分工,但基於過往的習慣,現在的少年調查官仍同時擔任少年保護官,從調查到後續執行一手包辦。

無論是調查官還是保護官,他們的任務都與少年法官緊密相連。當案件經由調查官蒐集完資料調查完畢以後,會送到少年法院進行「協商式審理」,過程中當事人、調查官、法官會坐在一個圓桌上進行討論(圓桌法庭),確定孩子有觸法以後,才會進入正式審理程序。在審理過程中,參與者會一起討論最適當的處分,其中最嚴重的是感化教育,而最常使用的處分,則是屬於社區處遇的「保護管束」,那也是保護官最核心的任務,將孩子留在社區、家庭中,正常生活、就學或就業,由保護官監督、輔導,協助他回歸正途為目的。

陪伴每一個受傷的孩子,24小時不打烊

王以凡認為,保護管束是所有任務中最重要的部分,時間為期三年,保護官需要在這三年內調整孩子,為孩子設定一些行為界線,並且在這個過程中輔導他的行為,引導他思考如何在「一定範圍」內找到適合自己的道路。

「我有一個公務的 Line ,裡面是所有的少年及家長,只要孩子一有問題,我二十四小時都會追蹤協助。」

「調查保護官的工作量很大,在當前人手很有限的情況下,必須承受很大的工作量,所以一定需要很大的熱情。不過各地狀況不同,有些地方平均一人要管理九十件,有些地方則是六十件,這也影響輔導的品質,決定了少年的再犯率。」

 

王以凡認為,尊重孩子的選擇權是陪伴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執行保護管束時,她不會過度限制這些觸法的孩子,而是給予孩子一定「範圍的規範」,緊密的陪伴孩子、重建他的信心、學習一技之長,雖然聽起來很簡單,事實上很難執行,畢竟保護官有很多個案,不可能一直陪伴在特定孩子身邊,這也使得保護官需要善用社群媒體與孩子身邊的重要他人(例如父母、親友)一起協助孩子,若當他們認為有需要聯絡保護官時,就儘量配合,第一時間去幫上忙。

有溫度的判決,更全面地為孩子著想

「家再怎麼殘破,他還是一個家、一個羈絆,很多時候孩子被抽離後,就不會有人在乎原本的家庭,儘管孩子被送到一個很完善的地方接受安置照顧,但幾年過後,他還是得回去那個沒有任何改變的環境,甚至回不了家。」

王以凡在年輕時常做出比較嚴厲的決定,好比把孩子抽離貧窮、混亂的家庭,送去感化院、安置機構,她認為,孩子離開不完整的家庭,奮發向上才是應該的。這些孩子進入安置機構後會被嚴格的控管,雖然生活品質提升,但每天按表操課,過著固定的日子,下課後沒辦法和同學出去玩,沒辦法心情好就去打球、去逛街,雖受到很好的照顧,卻也失去了很多青少年成長過程中該有的經驗與回憶。

隨著接觸的個案越來越多,經歷各式各樣的故事以後,王以凡對於孩子的想法越來越全面,不再輕易將孩子抽離家庭,試著找出不同的方法,盡量讓孩子在一定的尺度內,留在自己的社區與家庭長大。

對於一個調保官來說,這樣的難度比起送去機構安置更辛苦,更需要緊密的陪伴,也要承擔更多責任,但王以凡卻熱衷於幫助這些迷途的年輕人想辦法脫離貧困、停止偏差行為。

此外,在太多悲傷故事與誤解背後,她發現許多孩子的行為,其實並非單一問題,很多時候,偏差行為只是他們眾多問題的一個宣洩出口,例如吸毒。如果只跟孩子說「不要吸毒」並沒有什麼成效,而是要在全面認識吸毒個案的身心困擾、家庭失能,及社會支持欠佳等多重困境以後,理解他吸毒的原因,去釐清一個好好的孩子,為什麼要仰賴這種傷害身體的成癮性來逃避現實的生命,才能真正就問題對症下藥,幫助脫離毒海。

過度介入或遺憾悲劇 選擇的兩難

王以凡心中一直有一個無法抹滅卻無解的遺憾。

幾年以前,有一個生活周遭充斥犯罪的孩子正在執行保護管束。有一天,孩子的單親媽媽忽然提到家裡的狀況,告訴當時擔任保護官的王以凡,孩子的繼父沈迷於吸毒,時常毒癮發作就懷疑媽媽外遇,對她家暴,所以媽媽決定要和他分開。

在當下,王以凡馬上詢問媽媽需不需要幫忙,協助處理繼父的吸毒與家暴,但媽媽堅決反對。她印象很深刻,時值入秋的十月,媽媽和繼父分手,不過這並沒有停止繼父的吸毒與失序行為,反而變本加厲地懷疑媽媽外遇。

隔年春天,王以凡忽然在電視上看到孩子媽媽出現在新聞中,只見新聞畫面裡,一個多疑的男子憤怒的朝著一位女性潑汽油,緊接著,拿出一個點燃的打火機朝她身體丟過去,瞬間,燃燒成一團火球,被害人痛苦掙扎著。

那一天,王以凡陪著孩子去找唯一的親人,心裡滿是自責與難過,心想,如果自己當時沒有心軟尊重媽媽的想法強制介入,是不是一切都不會發生。這是調保官適時適度介入或遺憾悲劇,選擇的兩難。

職業訓練重拾信心 找到自身價值

「與其責備他,還不如陪他找尋方向,學習一技之長,找到工作步上正軌,然後和他們告別。」

這些年來,王以凡開始帶孩子善用職業訓練資源,與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的職業訓練計畫合作,將孩子送去提供住宿和免費訓練課程的職訓單位,來取代過往的安置機構。她發覺,讓孩子學習一技之長,不但同樣能幫助他們抽離混亂當下,而且還能找到一個正當的職業,得到尊嚴,更不用與原生家庭分離。

其中有個從青春展翼冷氣空調班結訓的個案故事,原本喜歡和壞朋友鬼混、濫用毒品的年輕人,投入職業訓練後,重新找到生活重心,結訓後,很快的找到工作,每天兢兢業業地努力工作,不但為自己找到了好好生活的方式,還存了一筆錢、買了全新的機車代步,最後還爭取到法官認同,讓他提前免除保護管束。

在探訪時,王以凡問孩子還有沒有去找以前的壞朋友,孩子回答自己現在的生活很規律,每天工作完就回家休息,沒有時間到處遊蕩,頂多玩一下線上遊戲,因為隔天還要工作。她親眼見證孩子的改變,找到了生活新方向。

「當一個人找不到自身的價值時,很容易放棄自己,而調查保護官的工作,其實就是在幫孩子找尋未來的可能。」

讓偏差行為的孩子接受司法協助,才是杜絕犯罪的重要關鍵

「有時候在看重大罪犯的紀錄資料都覺得很可惜,如果他們的邊緣特質能早點被關注,未成年犯罪時有被抓到,好比鄭捷,雖然我不敢保證他一定不會再犯,但至少他會被關心、被處置,讓他能提前接受系統性的支持。」

在教育系統中,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順利安穩成長,很多時候可能只是一個念頭或一場意外,就讓孩子不小心走上歧路,走進少年法院。但法院並不是終點,如果在孩子走偏的路上沒有司法系統友善的陪伴,這些少年很可能會進入犯罪循環,成為社會的問題,這也是調查保護官之所以存在的必要,幫助每一個未成年的孩子,給他們機會,在走出少年法院的那一刻,踏出全新生命的第一步。

責任編輯/ 趙浩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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